高中政治课本教导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然后，有些东西联系得更加密切。当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变成一个绳子的蚂蚱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他们是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联系的。如果在它们之中，是一个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又得去思考，是由谁去引导谁这一问题。下面我将提到两套关系，都涉及到这一问题，而且答案是怎样的还没有解决。

　　一。甘阳等学者，在几年前，开始在中国提倡这样一种理念——大学引导社会——就是说，要让“和社会联系的大学”来成为“大学——社会”这一对联系着的事物中的主导力量。他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哈佛一直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和校园文化，同时，也来源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学正在推广的通识教育理念。这一理念不管对我们还是对西方都是不陌生的，我们一直就是认为，大学是社会的文化、知识的聚集地，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才和精英都来自于大学，那么说其具有引导作用，也就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命题不仅是在这个层面的。就我自己的理解，举三个例子，大家对照中国的大学来想一想。第一，是社会上先有各种传销也好，直销也好，这样各种营销手段的出现，还是大学中先开设了市场营销这一专业？第二，是因为社会上的公司、企业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才管理系统，老总们认识到“21世界最重要的财富是人才”，然后大学才开设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专业，还是大学里先开设了这一专业，然后让整个社会意识到人才管理的重要性？第三，是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机械，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大学里开设信息自动化专业，还是反之，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信息自动化专业，自动化机械才大量产生？这样一想，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是大学在适应社会的需求，或者说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样的），而不是由作为社会最顶尖的人才基地的大学来引领着社会、市场向着一定的方向前进。

　　不过这种事情也不必拿中国出来说事，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大趋势中，唯一的一点区别是，在西方，很多顶尖的大学的学者会形成一定的学派，而这种学派往往能够在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抑或主导着某个政党或政府，从来以其学派的精神引领一个国家的政治；抑或主导着某个大的企业或者财团，以其理论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这种状况在中国是基本不太存在的——至少是经济上没有，政治上有没有，我们都没有发言权，因为中国的政治这滩水”永远比你想象的更深“。

　　如果说这种由大学引领社会的理念是正确的，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我们无法去实现它，现在的大学没有西方世界中世纪大学的那种社会影响力；二、按照很多人的理解，如果这种理念是正确的，那么按照社会进化论，社会自然会选择这种方式，也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大学引导社会“的理念会实现——但这是个悖论，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选择还是社会在引导，而非是大学在引导，也正说明了这个理念的不可行。所以，很麻烦。

　　从效果上说呢，让社会自己发展，甚至牵着大学的鼻子走，那我们的社会有可能会走上绝路，因为社会是一个集合，意味着所有的人，而人多的时候，往往是缺乏理性的；但反之，如果大学不去拿自己的脸贴社会的屁股，不”媚俗“地去拍社会的马屁，又可能导致大学的研究真的封闭在象牙塔中，永远无法被社会意识到，最终成为一个社会的无人关注的阴暗角落。

　　二。德沃金在很早以前就提出，应该由法律引导社会，而不是由社会引导法律。他生活在美国，他发现，美国通过的法律，越来越多的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就我理解，这会导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法律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引领者，这种情况会使法律退化为一种工具，而非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最终导致政治的退化；第二，随着法律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功用性的强化，其的权威性和约束性会降低。

　　其实，我一直觉得在西方世界（至少在现代化以前），“法律”指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一组文化概念，而非“罪与罚”这样简单的一个概念。立法者更多的像是学者，他们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进行思考，并通过法律对整个社会进行阐述，从而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甚至影响“政治”的作用。但是，现代的法律，其功能性越来越强，指向性越来越明确，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在中国，宪法完全不发挥任何一点作用，这代表着“宪政”这一概念的缺失。这样好不好呢？其实德沃金也考虑到，如果使立法过于艰难、过于学者化，又会导致法律的指向性降低，法官无法对具体的案件做出有效判决，这样法律的有效性同样值得怀疑，所以，所谓的“法律引导社会”同样是个悬而无法决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基本上把所有的等同于中国的地方规定、地方规章、国务院及地方的决定、司法解释等司法文献一律放到相当于国家法律的地位，这种做法还是有效的，既保证了大的法律不变小，同时，让小的法律变大，相对于中国显得有些混乱的立法制度来说，用FZ的话说——“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其实，谁引导谁这个问题，一方面意义并不大——很难说一个东西牵着另一个东西的鼻子走；另一方面意义又很大——如果经济牵着所有的鼻子走，甚至牵着政治的鼻子走，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又很难是理性的。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